罗姆、冲锋队及纳粹之驴

1929年10月底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由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全世界，肆虐了十年之久。刚刚走出一战阴影、正蹒跚行进在战后疗伤及重建路上、年青且孱弱的“魏玛共和国”也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这场全球性超级大萧条的凄风苦雨之中。

面对这场让英美法意荷西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伤筋动骨、伤痕累累的特大经济危机，曾经为全世界孕育出了黑格尔、康德、歌德、海涅、马丁·路德、马基雅弗利、马克思及克劳塞维茨等诸多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及军事家的德国，在应对危机中采取的措施与水平非但乏善可陈，毫无建树，甚至还为自己创伤深重的国家催生出了一种史无前例且遗祸无穷的“新异毒素”——纳粹法西斯极权主义及其衍生毒素纳粹党及纳粹冲锋队。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偌大的德意志帝国其实早在战争结束并投降之前，就已经被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封建主义及保皇主义等众多的主义、思想、理论及信仰所长期折腾困扰；其间更被各类左中右翼政治倾向、工农兵革命性质的政党社团组织、大财阀、大地主、容克贵族、军队高级将领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长期玩弄于密室之中与股掌之上（其中的著名者如共产主义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及恩斯特·台尔曼同志，以及臭名昭彰的希特勒临时政治盟友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国家人民党支持的冯·帕彭原总理及天主教中央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主教）。

自1918年德国“11月革命”驱逐德皇夫妇出境直到到1933年的十多年间，“苏维埃、红军、赤卫队、人民代表会议、斯巴达同盟及日耳曼自由兵团”等大量互不相容甚至“你死我活”的战斗组织在德国大地上蓬勃兴起，起义革命、罢工游行、武装暴动、军事政变、党派纷争、组阁倒阁、政治暗杀及街头暴力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国家人民党的布吕宁总理甚至还在德国失业人数多达560万之巨、工业总产值下降近50%、货币贬值率史无前例畸高、大萧条巅峰期的1932年，竟不顾众议地完全停止了政府“失业保障及救济”制度的执行，迫数千万经受了严重战争创伤正嗷嗷待哺的国民“自力更生”以求得复兴。

在这种严重纷乱的特殊社会局面下，发明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阿道夫·希特勒于动荡动乱中借原小政党“德意志工人党”之壳组建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自然就应运而生并能得心应手了。到1932年7月，纳粹党还通过全国“选举”一跃为议会中的最多席位政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席位数则名列二、三）；到1933年3月希特勒当上了共和国总理并获得老眼昏花兴登堡元帅总统的“授权法案”再实施“一体化治国”铁腕统治后，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携带的“极权法西斯专制”毒素终于成功侵入到了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国家细胞中，并孕育成了“活力无比，危害巨大”的“新异毒素”。

冲锋队首领罗姆（右），其身后为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充分认识和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内外交困、中央政府虚弱无为、民心民情功利浮躁、期盼有伟大人物出头领导德意志振兴大业”特色国情的新政党领袖希特勒，因此从1920年竖起“夺权、平天下、复兴德意志”大旗并任该党元首之初，其实就压根没有想到过要用正常的现代法治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绝对能克敌制胜的独特武器——“6000万受尽煎熬，亟待变革的德国人民”，能将此特殊武器掌握在手，必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他在组党第二年就拉拢了在全德现役及退伍军人中均拥有深厚人脉资源的“恩师”、国防军慕尼黑军区司令部参谋恩斯特·罗姆上尉帮忙组建了专门为他“打敌人、争民心、夺天下”的私人武装——纳粹冲锋队，并委任其担任总队参谋长要职。

被罗姆老师迅速打造成的纳粹冲锋队，因成员统一穿着褐色制服佩戴纳粹标志故又被称之为“褐衫队”，1921年8月成立于慕尼黑；冲锋队成员基本为失业退伍军人、失业失学青年、失业工人、不务正业者及无赖流氓。纳粹党在全国多个城市为这些生活困难的“钢铁组织战士”设立了免费食宿还提供酒水的集中住所（如“冲锋队之家”、“冲锋队酒馆”或“冲锋队中心”）；因冲锋队精力亢奋的成员们日复一日地啸聚街头、游行示威、呼反犹反共口号、围堵冲砸其他党派的会场办公室兼殴路人砸商店，当时有媒体人士称冲锋队员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从事“每日打砸欺压他人工作”的人；甚至还有党卫军成员轻蔑地称冲锋队员“是纳粹党中的流氓无产者”。

1923年11月，已拥有数十万“钢铁战士”的纳粹冲锋队在希特勒、鲁登道夫、罗姆、戈林、希姆莱及戈培尔等策划领导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冲锋队因元首兼总队长进了监狱而暂时被解散，被迫暂停了他们自称的“纳粹主义革命”活动。1924年，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元首出狱后，随即又委托其“亲密战友”罗姆上尉帮忙迅速恢复重建了自己的“钢铁组织”。在精力同样充沛过人、革命意志更为坚定的罗姆总队长的努力下，纳粹冲锋队组织很快就扩大到了250万之众（当时的德国国防军数量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仅为区区10万人，新共和国的警察部门也几乎瘫痪），并配备了更加精良的武器装备。

不久，纳粹主义革命创始人之一的罗姆总队长因在“继续革命”（或“二次革命”）问题上与伟大元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5年他一气之下远赴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去当军队教官了。1930年，可能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元首又殷切邀回了自己的“导师”兼“亲密战友”，并任命他担任总队长兼参谋长，全权统领纳粹冲锋队助其完成神圣的夺权及改造社会事业，后来大名鼎鼎的纳粹“党卫军”当时还只是罗姆总队长麾下的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后来的纳粹大恶魔希姆莱将军也只是其高级下属中的一员。

1933年，已担任德国总理的希特勒为平息国防军及资产阶级财阀们对冲锋队的严重不满，公开宣布将原本无法无天敢于叫板国防军的纳粹冲锋队正式定性为新国家的“辅助警察”；但到了1934年2月，元首又在纳粹党及国防军首脑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正式宣布剥夺冲锋队的“武装及警察”职能，让罗姆总队长从此只能负责年青人入伍前的军事训练及退伍军人管理事务；同年6月，元首希特勒在戈林、希姆莱、赫斯及戈培尔等高级党魁的支持下，决定给予罗姆同志以“开除出德意志军官联合会”的严肃组织处分。

早已对希元首同志“不认真履行最初的《二十五条纲领》，不彻底实现打倒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及反动军队三大革命目标”行为深恶痛绝的罗总队长开始愤怒无比了，除在各种场合公开批评斥责甚至辱骂元首“与反革命打得火热”、是“一个空想家和小资产阶级”外，甚至还积极试图联络一些下野政客与纳粹党赋闲元老人物，期望重建自己在纳粹党中的地位与权威，实现其彻底政治改革的目标。

元首希特勒通过其高效且无所不能的秘密情报系统，在获悉罗姆的大量真假混杂“反党反革命与叛国”及“生活作风败坏”等重要情报后，也开始恼羞成怒了，随即于同年6月30日联手国防军，对已拥有340万“钢铁战士”的冲锋队领导层实施了毫不留情的“长刀之夜”卸磨杀驴行动，一举抓捕了罗姆同志及其下冲锋队头目200余名，并顺带刺杀了前总理施莱切夫妇，抓捕并处决了前军事情报局长布里多将军、纳粹党创始人格里戈尔及前政治家施特拉塞等多名“政治危险人物”；次日，办事雷厉风行的元首即下令从重从快处决了临时关押在国家监狱中的“亲密战友”罗姆及冲锋队头目150人，其他涉案人员则随后被运送至德意边境山区中的特殊集中营长期秘密关押（战后纽伦堡军事法庭对1934年“长刀之夜”大屠杀事件调查确认的被处决人数为1076人）。

纳粹冲锋队的继任总队长维克多·卢册就任后，立即向元首希特勒表示了最诚挚最崇高的敬意及效忠之情，但冲锋队自此以后就再难重现昔日辉煌了，据盟军战史资料记载，在元首于柏林地堡中“为国自尽”之前，曾有一支挂“纳粹冲锋队”番号的小股部队在地堡附近出现过，但人数十分有限，是否前来履行冲锋队“心甘情愿地追随领袖”的誓言也更难以考证了。

纳粹冲锋队籍籍无名的第二任总队长卢册在1943年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有资料显示他涉嫌了勾结德国国防军反对纳粹党卫军的“叛国”阴谋。

后来，走出了前12年纳粹统治噩梦及后40多年国家民族分裂悲剧的德国人终于明白了将整个国家民族托付于某个“天才”、“贤人”、“伟人”、“救星”、“舵手”、“明君”或“圣人”的巨大危险性和危害性，因此从1948年“联邦德国”在成立伊始就小心翼翼地走上了一条“严谨建法治、明确立规则、坚决依法律，稳妥求发展”的健康治国发展之路。